没有一种情感比羞耻更接近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神话。起初,亚当和夏娃站在一起“都是赤身裸体的,丈夫和他的妻子,并不感到羞耻”。他们吃了知识树的肉,就睁开眼睛,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用无花果树叶遮盖自己。他们的羞耻告诉上帝,他们堕落了,变成了我们这种人。普罗塔哥拉告诉苏格拉底,在普罗米修斯通过给人以火来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后,宙斯给了他们耻辱和正义,这样他们就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羞耻是一种向我们发出信号,表明我们做了错事或不光彩的事情的情绪;它也让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行为而感到不光彩、不光彩、不光彩或羞愧--也就是感到羞辱。在这里,尤特·弗雷斯特遵循了普罗塔戈拉的话:“力量就是力量(Power is…)。无论何时发生羞辱,显然都是危在旦夕。“。
她的工作是关于在三个领域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调动这种过于人性化的情感:惩罚那些违反公共秩序的人,在课堂和网络上,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弗雷斯特从26岁的突尼斯菜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开始,2010年12月,在一名女警察扇了他一巴掌并没收了他的货物后,他在西迪·布齐德(Sidi Bouzid)的办公室前自焚。他已经受够了羞辱。他的行为引发了始于阿拉伯之春的“尊严反抗”。
这本书一方面是关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历史。这是尊严和荣誉权民主化的故事,在不同时期,这些权利被认为只属于贵族而不属于平民,属于成年人而不属于儿童,属于男人多于属于妇女,属于君主而不属于一个民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政治的崛起,其基础不是强者羞辱弱者的权力,而是创造自治主体的能力,这些主体不需要喧闹和无序的公开羞辱仪式就可以和平共处。但它也关乎羞耻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许多方面。
弗洛伊特历史的第一部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很好地讲述的。监狱和罚款取代了嘲弄;更有尊严的惩罚取代了学校和军队中的殴打;教育学开始支持对良好行为和学业成就的积极激励,而不是失败的耻辱;主权平等的仪式开始管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磕头成为旧秩序的典范。这是一部进步的历史,布阿齐齐的自焚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永恒的羞耻情绪在最近被动员、谈判和调节的方式的描述,今天仍然是这样。国家社会主义公开羞辱犹太人,当然,但最突出的是“不光彩的妇女”,这是一个国家政策问题。但面对对双重标准的广泛批评(与犹太男性有关系的女性在公开场合受到羞辱,而与犹太女性有关系的男性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以及德国人对羞辱邻居的“中世纪”仪式的厌恶,希特勒下令停止“理发、公开曝光、挥舞标语”。即使对纳粹来说,昔日流行的掠夺乐趣也有其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开始被禁止殴打或羞辱学生,但同龄人亚文化和新型羞辱技术的崛起,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打开了羞辱的新领域。新的半自治青年组织,如兄弟会和恢复活力的老组织,例如英国公立学校,已经发明了独具匠心的、越来越残酷的羞辱仪式,以区分在野党和非在野者。古老的、带有性别色彩的羞辱形式,最明显的是强奸,仍然在实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弗雷斯特还调查了反羞辱的新方式,包括#MeToo性侵犯运动产生的那种宣传,以及在电视节目中发生的公众自嘲,这些节目依靠参赛者双方自愿的降级而蓬勃发展。
然后是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羞辱。德皇威廉二世坚持要中国使者来柏林为义和团运动期间谋杀德国大使“赎罪”。特使拒绝了,世界外交界努力说服凯撒·威廉接受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他拒绝了,因为放弃要求羞辱的权利看起来像是向英国的恳求投降。最后,有人对他说,磕头是亵渎神明的一种形式,不适合在基督教国家表演。
弗雷斯特还提请我们注意在面对错误行为时的谦卑和羞辱之间的微妙的规范平衡-在羞耻作为正义和羞耻作为卑鄙之间。当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内森·拉波波特(Nathan Rapoport)的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纪念碑前跪下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纳粹在波兰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和哀悼的感人信号:承担这个对另一个国家犯下严重罪行的国家当之无愧的耻辱。在德国国内,保守派媒体认为这是一种国耻,也是一种政治上不合适的情绪姿态。他提出的与波兰的外交和解被宣布为“耻辱条约”。
弗雷斯特表明,人类不可能没有羞耻地生活在一起,无论这种原始情感如何被滥用或拒绝,而是为了一种更体面的选择-例如,理性。但是,人们可能会说羞耻,就像说虚伪一样:这是恶人对美德的恭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没有的情绪:“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都是不受欢迎的话。但考虑到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在高层无耻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应该欢迎这种感到羞耻的能力。没有它,傲慢就会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