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时代,手术是痛苦、残酷的,而且往往是死刑。但是,药物的发现让患者进入了幸福的睡眠状态,这是朝着更安全的手术迈出的一步。
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Robert Liston)可以在25秒内切除一条腿,从第一次切割到将断肢扔进一盒血迹斑斑的木屑中。19世纪40年代初,他在伦敦市中心的大学学院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进行的手术因其速度、强度和成功而臭名昭著。死于利斯顿截肢的几率约为六分之一-远远高于普通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生。
这个过程的速度有它的优势。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它缩短了手术带来的几乎不可想象的可怕创伤。尖叫的病人通常会被梳妆台按住在木凳上,梳妆台还会协助做扎带、刀子和敷料。
虽然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闪电般的手术也将组织暴露在微生物和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
缺点是,刀有时移动得太快,以至于发生了事故。有一次,利斯顿割开了梳妆台的手指。病人后来死于感染,助手也是如此。一名观察员死于休克。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死亡率为300%的手术。
在19世纪早期,即使是像利斯顿这样最乐于用刀的外科医生也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手术。例如,任何腿部或手臂复合性骨折(骨头穿透皮肤)的患者都别无选择,只能截肢。在了解导致感染的原因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另一种选择是坏疽、血液中毒和死亡。
牛津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萨利·弗兰普顿(Sally Frampton)说:“考虑手术对情绪的影响真的很重要。”“对病人和外科医生来说,这都是一次令人痛心的经历。你能想象在你给某人做手术时,他们不得不被强行按住吗?“。
一位年轻的伦敦外科学生约翰·济慈(John Keats)发现手术非常令人不安,他放弃了这一职业,成为了一名诗人。
随着外科医生开发出新的程序,手术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想出一种缓解疼痛的方法。弗兰普顿说:“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做手术,直到他们完全死在门口或生活在极度痛苦中。”
有人试图催眠病人,让他们入睡,但收效甚微。1845年,牙医贺拉斯·威尔斯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进行公开示威,在拔牙过程中使用一氧化二氮气体。这次行动是一场灾难。一名目击者描述说,病人痛苦地尖叫,“观众们笑了,发出嘶嘶声”。
几个月后,另一位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发现了一种解决方案:乙醚-由辛辣的硫酸和酒精混合物合成。1846年10月,又一次,在波士顿(几天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避免一氧化二氮灾难的重演,他私下尝试了这种方法),他用乙醚让一名患者入睡,然后成功地拔掉了他们的一颗牙齿。
几周之内,利斯顿就在伦敦采用了这项技术。病人是一名管家,弗雷德里克·丘吉尔,他在截肢后醒来并宣布:“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他在手术室里引起了很多笑声。
但是乙醚也有它的缺点。不仅呼吸不舒服-经常让病人咳嗽甚至呕吐-它还具有极强的爆炸性。维多利亚时代的煤气照明和麻醉气体的结合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在它的血统中,也有一些方面存在担忧。它不仅是在美国发现的,更糟糕的是,是由一名牙医发现的。
苏格兰助产教授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的实验-主要是在他自己和他的朋友身上-产生了另一种选择:一种名为氯仿的甜味气体。手帕上的几滴很快就成了现代外科医生的麻醉剂选择。直到昏迷的病人开始因使用它而死亡。
第一个记录的受害者是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的15岁的汉娜·格林纳(Hannah Greener)。1848年1月28日,她被送到外科医生托马斯·梅吉森(Thomas Meggison)那里,切除了一只脚趾甲。在将一些氯仿滴在布上并用它遮住脸后,她昏了过去。他开始砍她的脚趾。几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梅吉森试图给她一些白兰地来唤醒她,但为时已晚:她已经死了。
氯仿的问题是没有人计算出正确的剂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麻醉剂增加了病人死亡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外科医生都热衷于使用它们。
“在19世纪50年代,有很多关于麻醉剂风险和益处的讨论,”曼彻斯特大学医学史学家、麻醉史书籍作者斯蒂芬妮·斯诺(Stephanie Snow)说。“外科医生给病人注射氯仿是否合适,因为它可能比手术本身的风险更高,从而导致他们死于氯仿?”
斯诺是维多利亚时期公共卫生先驱约翰·斯诺的权威,她发现约翰·斯诺是她岳父的曾祖父。通过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约翰)斯诺想出了如何使用氯仿来避免越过昏迷和死亡之间的微妙界限。他把麻醉学从一门艺术变成了一门科学。
尽管如此,疼痛是否是手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英国军队的医学首脑明确禁止在战场手术中使用氯仿。一位军事外科医生说,他更喜欢听到士兵们在刀下时发出的“强烈的尖叫声”。他说,这是一个迹象,他们在为生存而战。
斯诺说:“疼痛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所以如果你给某人做手术,疼痛就像是一种兴奋剂,可以让身体继续承受手术的压力。”“但(约翰)斯诺非常有力地辩称,极度疼痛是有风险的,麻醉剂可以保护患者免受这种风险。”
这位外科医生对自己的科学非常有信心,以至于在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第八个孩子出生时,他给她注射了氯仿。然而,“柳叶刀”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谴责他通过麻醉剂的“有毒行为”将她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斯诺的论点是分娩的痛苦等同于手术的痛苦,”斯诺说。“因此,准妈妈们应该有权选择她们是否能够缓解疼痛。”
到了1860年,麻醉已经很普遍了。患者拒绝手术的可能性较小,外科医生能够花费更长的时间进行手术,并尝试新的大胆手术。然而,由于不了解疾病的原因,伤口经常被感染,病人死亡。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防腐技术被开发出来,手术才变得更安全。
到20世纪初,第一种以可卡因为基础的局部麻醉剂开始使用,麻醉师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出现。但是乙醚和氯仿,有时联合使用,仍然是唯一的全身麻醉剂。
在20世纪30年代,氯仿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连续的研究表明,它不如乙醚安全。但今天手术室中使用的药物和气体的发展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这些药物和气体的存在要归功于核武器的发展。
“我今天使用的麻醉剂仍然是一种乙醚,”皇家麻醉师临床质量和研究委员会主席威廉·哈罗普·格里菲斯(William Harrop-Griffiths)说。与早期用作麻醉剂的乙醚不同,这个现代版本的麻醉剂中添加了氟化物。如果你将乙醚氟化,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而不是易燃或易爆的。
当我在下午早些时候与他交谈时,哈罗普-格里菲斯当天已经给两名患者麻醉了一名接受鼻子手术的儿童使用了全身麻醉剂,剖腹产使用了硬膜外麻醉(局部麻醉剂)。
他说:“核弹需要六氟化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氟化化学的突然进步使人们能够生产非常有效、不可燃和更安全的麻醉剂。”“从杀死数万人的东西中,产生了拯救数十万人的药物。”
不仅仅是麻醉化学品的创新提高了人们在手术期间入睡的安全性。通过将管子直接连接到患者的肺部来维持患者呼吸的新方法,以及跟踪他们健康状况的设备也已经开发出来。
Harrop-Griffiths说:“如果让我选择一件比以前更安全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监测患者生理的能力。”
今天的麻醉师使用的设备使他们能够监测脉搏、血压、氧气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二氧化碳。
Harrop-Griffiths解释说:“人类的设计非常糟糕,食道在气管旁边。”“如果你把一根管子放进气管,病人会活下来,如果你把它放在两厘米外的食道里,他们就会死亡--测量肺部的二氧化碳排出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知道你是在给病人的肺部通气。”
即使在今天,麻醉剂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人们偶尔会在手术台上醒来,全身麻醉剂会让你感觉昏昏欲睡好几天,局部麻醉剂需要痛苦的注射。(阅读更多关于麻醉剂失效时会发生什么的信息。)。
在英国,在计划中的手术中死亡的可能性约为每10万人中就有1人死亡。比你是罗伯特·利斯顿手术名单上的下一个病人的几率要高得多。
理查德·霍林厄姆(Richard Hollingham)是一名科学和太空记者,BBC未来的特写作家,著有“血与肠,外科手术史”(The血性and Guts,A History of Surgery)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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