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53岁时中风,使他部分瘫痪。几个月后,他就从南北战争以来一直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地方搬到了他哥哥在新泽西州卡姆登的家。这是惠特曼在王尔德美国之行期间接待奥斯卡·王尔德的房子,也是他第一次结识美国画家托马斯·伊金斯的地方,托马斯·伊金斯在诗人晚年既绘画又拍照。
1884年,惠特曼搬到了不到一英里远的卡姆登米克尔街(Mickle Street)自己的家,在那里他一直住到八年后去世。虽然他在米克尔街的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到最后都在修改“草叶集”(1889年出版了他一生的最后一版,甚至在弥留之际也在创作另一版),并接待了访客,其中包括埃金斯(Eakins);霍拉斯·特劳贝尔(Horace Traubel,九卷本博斯威尔传记“沃尔特·惠特曼在卡姆登”(Walt Whitman In Camden)的作者);以及萨达基·哈特曼(Sadakichi Hartmann),他与惠特曼的传记对话鲜为人知,篇幅要短得多,这本书感人地献给了“费城艺术家托马斯·伊金斯(Artist Thomas Eakins),作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崇拜者,他自己的独立、简单和原力,没有克制和次要服务。”
哈特曼过着真正非凡的生活。他于1867年出生在人工岛德吉马(Dejima)上,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德国人。德吉马岛最初建于1634年,是法律禁止进入日本的葡萄牙商人的住所。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1882年,14岁的他和家人搬到了费城,仅仅两年后,他第一次拜访了惠特曼,在“令人不快的一天”,他从费城跨过特拉华河上的大桥来到卡姆登,“地上躺着雪,虽然正在融化,但风在街道上疾驰,百叶窗嘎嘎作响”。哈特曼继续说道:
一位留着长长的灰色胡须的老人,从他敞开的衬衫前面飘了出来--我真正看到惠特曼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赤裸的胸部--他半开了门,向外看去。主持人Sadakichi说:“我想见见沃尔特·惠特曼”,主持人惠特曼说:“那是我的名字。”你是个日本男孩,不是吗?“。(除了非常小的男孩,那几年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第一眼就认出我国籍的人)。他说:“我父亲是德国人,但我母亲是日本人,我出生在日本。”他说惠特曼:“嗯,进来吧。”
哈特曼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在细细地观察“小小的、简陋的两扇窗户的小客厅”,那是“一片报纸、书籍、杂志、通告、拒收手稿等的海洋”。并注意到惠特曼脸上的“健康男子气概”。与惠特曼的谈话充满了如此引人注目的细节-当然,也充满了惠特曼令人难忘的谈话方式。年轻的哈特曼的认真使惠特曼表现出最大胆的乐观主义。他说过这样的话:“美国人被允许有所不同。我们政府的理论是给每个人活动的自由--工作、学习、通电“(同时在炉顶上”煎几个鸡蛋“,准备一顿也有加州红葡萄酒和龙虾的饭):
“美国民族目前不算多,但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最辉煌的民族。首先必须做饭,摆好桌子,然后才能坐下来吃一顿正餐。我们现在正在给乐器调音,然后是音乐。“。
在垂死的惠特曼和哈特曼之间感人的最后一次相遇,哈特曼带着他的妻子来见他,他们谈论着更普通的事情。当惠特曼的午餐送来时,哈特曼说他们最好还是走吧。“我希望你很快就会好起来。”惠特曼一如既往地乐观地回答道:“现在乌云密布,可能会过去。”
惠特曼是哈特曼接触的第一批名人之一,但远不是最后一批。他后来与斯特凡·马勒梅、莫里斯·梅特林克和埃兹拉·庞德成为朋友。他将为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摄影作品撰稿,撰写一部两卷本的《美国艺术史》(History Of American Art),并被古怪的经理吉多·布鲁诺(Guido Bruno)加冕为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亚人之王。他还写下了一些最早的英语跆拳道,1919年在旧金山上演了第一场“气味交响曲”(一场完全由香水组成的表演),并在虚张声势的电影“巴格达德的小偷”(1925年)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魔术师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特曼在大规模拘留日裔美国人期间勉强避免了被监禁,他在南加州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看望他的一个女儿时去世。他的遗产可能已经褪色,但他仍然是一个迷人的人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前卫态度,以及正如吕克·桑特(Luc Sante)在“低俗生活”(Low Life)中所说的那样,他的“关于摄影的有先见之明的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