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一位名叫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前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在工作间隙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
“嘿,我们抓到一个家伙,”这位朋友说,他是一名黎巴嫩商人。“他离我们很近。他在日本被用铁轨围住了。您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吗?“。泰勒给他的化名阿里不愿提供更多细节,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这是有可能的,”泰勒告诉他的朋友。但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这个电话并不是那么不寻常。泰勒曾执掌过美国国际安全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rporation),这是一家专门从事风险评估和引导人们走出复杂局势的私人军事承包商。二十多年来,他因在世界各地执行戏剧性的恢复任务而在某些圈子建立了声誉。大多数是联邦调查局(FBI)或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非官方转介-一名年轻女孩在监护权纠纷中被黎巴嫩父亲绑架,或者一名少女在哥斯达黎加春假期间遭遇车祸,面临牢狱之灾。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完成了近24次这样的手术,每份工作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从2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不等。这些任务,其中一些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计划和执行,为泰勒赢得了美国队长的绰号。他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在他看来,这些人要么是爱国者,要么是叛徒,要么是“我们的人”,要么是“坏人”。泰勒忠实于超级英雄的风格,讲述了这个职业生涯中的超大史诗故事,包括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逃脱。
早在2004年,当泰勒在巴格达为美国调查人员提供安全保障,调查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罪案件时,他被介绍给一位名叫阿里的黎巴嫩商人,他是一位朋友的朋友。阿里萌生了在战时伊拉克销售保险的想法-汽车,商业,生活-需要有人护送。泰勒动员了一辆雪佛兰苏班(Chevy Suburbans)大篷车,在阿里降落后接起了他,让他沿着巴格达机场路赛跑-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7英里长的高速公路-然后把他放在绿区戒备森严的防爆墙和混凝土路障后面。
现在,阿里从贝鲁特打来电话,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手术将如何运作?要多少钱?泰勒告诉阿里他不知道。将某人偷偷带出日本,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管理严密的岛国,而不是一个衰败的国家-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这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泰勒告诉他。“这里不是好莱坞。”
泰勒决定做一些研究。没过多久他就认出了那个有问题的人。第二天,泰勒给阿里回了电话:是日产(Nissan)前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在东京被软禁吗?阿里证实了。
如果现年59岁的泰勒知道说“是”会导致他被捕,他的儿子彼得被捕,以及他们自己被引渡到日本的可能性-在一起涉及东京检察官办公室、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美国法警服务特别行动小组、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一名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和白宫的头条新闻案件中,他可能不会拿起电话,更不用说讲述这本杂志的逃脱事件了。这是一起头条新闻案件,涉及东京检察官办公室、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美国法警服务特别行动小组、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一名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和白宫,如果泰勒知道这一点,他可能不会拿起电话,更不用说讲述这本杂志的逃亡事件了。
富人不习惯他们的自由被限制。国际流动性是特权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日产(Nissan)、三菱(Mitsubishi)和雷诺(Renault)三家汽车公司的喷气式董事长,卡洛斯·戈恩(阿拉伯语发音为“guh-sun”)在里约热内卢、贝鲁特、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有住所。现在,在被日本拘留了四个月后,他的世界沦落到了他在东京的家中,在那里他正等待着对挪用公款的指控的审判。他的前门上安装了三个监控摄像头,他的两本护照-巴西护照和黎巴嫩护照-被偷走了,锁在他的律师办公室里。违反软禁条款将使他损失900万美元的保释金。
戈恩被控犯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金融犯罪,包括在八年时间里少报了8000万美元的收入,将1600多万美元的个人损失转移到公司账簿上,以及利用精心设计的连锁空壳公司为他奢侈的生活方式向日产开账单。据日产称,他在贝鲁特的豪宅是用近1500万美元的公司资金购买和翻新的。与此同时,戈恩坚称,对他的指控是在日本当局的协助下,将他赶出日产的企业“阴谋”的一部分。(发言人莱斯利·荣格-伊森沃特(Leslie Jung-Isenwater)在回答“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一系列问题时表示,“我唯一想发表的评论是,戈恩从被捕那一刻起就一直声称自己在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中都是无辜的。”)。
戈恩在黎巴嫩的朋友很担心他。他日复一日地被限制在家里,只允许在附近的君悦酒店吃午饭或拜访他的律师,他开始感到绝望。他了解到,针对他的案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通过日本法院,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无限期地被软禁。我可能会死在这里,一位朋友回忆起他说过的话。当他接到阿里的电话时,他的希望几乎破灭了-他几乎没有吃东西,也已经停止了锻炼-阿里认识戈恩的妻子卡罗尔。阿里告诉戈恩,他过去在巴格达认识的一个人专门从事救援任务。戈恩会感兴趣吗?
阿里为泰勒和卡罗尔牵线搭桥,现年66岁的戈恩于2016年结婚。那一年,这对夫妇在凡尔赛举办了一场以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为主题的奢华派对,有来自他们私人葡萄园的古董酒,一座四英尺高的帕塔金字塔,以及戴着粉状蓬蓬假发的戏服演员。卡罗尔告诉“城市与乡村”杂志说:“我们想让它给人一种邀请客人到我们家的感觉。”“没什么要研究的。”
泰勒飞往贝鲁特,在那里他在历史悠久的Achrafieh社区的一座豪宅里遇到了卡罗尔。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卡罗尔告诉泰勒,戈恩被“当作战俘”对待。她告诉泰勒,在她丈夫被拘留期间,他狭小的牢房里的灯一直全天候亮着,他每天只允许出来半个小时。他受到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而且没有床。(他的狱卒给他提供了一张草席,这是日本的传统床上用品。)。她告诉泰勒,对他的指控是“假的”,是日本官员提出的,他们想阻止戈恩策划与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Renault)更紧密的合并。“他们不喜欢外国人,”卡罗尔在谈到日本人时说。
泰勒飞回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同样感到怀疑和好奇。后来,他对读到的关于日本刑事司法系统的报道感到震惊,联合国酷刑委员会谴责日本的刑事司法系统是“中世纪的”。嫌疑人经常被拒绝接触律师,可以在不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长期监禁和讯问,这一制度被称为“人质司法”。日本是一个犯罪率较低的国家,但其定罪率为99.4%,高于朝鲜。泰勒开始相信戈恩是受害者。“我觉得他是人质,”泰勒说。“他当时正遭受酷刑。然后我对他产生了共鸣。“。
泰勒本人曾感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委屈,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一次。1984年,当他离开特种部队后在贝鲁特工作时,一名妇女指控他强奸她,导致刑事指控和逮捕。在同事们作证说,泰勒在被指控的袭击发生时正在国外后,指控被撤销。
1998年,在担任私家侦探期间,泰勒承认在一名女子的汽车里植入毒品。他不否认发生了这件事,但声称他为他的一名员工承担了责任,这名员工种植毒品是为了帮助泰勒的客户从他们的“不负责任的母亲”手中夺取对他孩子的监护权。然后是坩埚。2007年,他在阿富汗工作的特种部队时代的一位老朋友邀请泰勒申请五角大楼的合同,训练与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士兵。泰勒当时经营着自己的安全公司,他提交了
2012年的一天,也就是与阿富汗的合同结束两个月后,泰勒在缉毒局执行任务。曾属于利比亚前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的30亿美元金条正被出售给真主党(Hezbollah)。泰勒的任务是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在海上拦截金条。然而,在他完成任务之前,他被传唤回家,并被指控犯有采购欺诈等指控。
根据联邦检察官的说法,泰勒从他的前特种部队朋友那里收到了关于五角大楼合同的特权信息,据称泰勒曾用回扣奖励他。泰勒被认为有逃亡风险,被拒绝保释,并在犹他州的一所州立监狱待了14个月等待审判。钱花光了,又付不起律师的钱,他决定对其中两项指控认罪。他服刑近19个月。
这一经历让泰勒对政府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我被迫认罪,并宣誓说我做了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他说。“我不认为我得到了公平的待遇,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毁了我工作了17年的一家企业。“。
泰勒通过自己在犹他州经历的棱镜看到了戈恩的困境:一个被冤枉的人,受到不公正制度的威胁,受限,绝望,毁灭。泰勒在贝鲁特与卡罗尔·戈恩会面回家后不久,他给阿里打了电话。
在很多方面,泰勒都非常适合戈恩的任务。他在特种部队的任期让他熟悉了黎巴嫩,他与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着牢固的联系。特种部队是美军中最精英和最非常规的军种之一。他培养了一个由前特工组成的广泛网络,这些特工专门从事从弹药到运输的一切事务。把戈恩带出日本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任务,但泰勒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机会成功。“如果我不认为是百分之百,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在马萨诸塞州乡村与泰勒会面时,他毫不掩饰地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即使是更感人的事件,比如他遇到妻子的那次,也像是从陆军野战手册中读到的一样被转述出来。他不记得自己的感受了,但他确实记得,把他介绍给他妻子的纺织商开的是一辆雪佛兰黑斑羚(Chevy Impala)。他唯一表现出感情的时候就是当他谈到他母亲的时候。对她的记忆,以及她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在贫困线以下抚养三个孩子的痛苦,让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泰勒1960年出生于亚利桑那州,原名迈克尔·安德森。他的父亲有一半切诺基血统,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家庭,迈克尔的母亲贝蒂也有一半切罗基血统,她给了他婚前的名字:Gemrose。他在一间以胶合板为屋顶的煤渣砖小屋中长大,睡在哥哥和妹妹旁边的一张帆布床上。他的母亲在当地一家酒吧担任鸡尾酒服务员,在那里她遇到了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一名军事情报官员,他用他的阳光快背(SunBeam Fastback)向她示好。他们很快结婚了,泰勒在举家搬到埃塞俄比亚之前正式收养了Gemrose的孩子。
迈克尔·泰勒从生活在赤贫中,到在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体验到美国军队的强大。“我们有篮球、游泳池、棒球,”他回忆道。“感觉就像,哇,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当全家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堡时,泰勒成为高中足球队的联合队长,并被认为最有可能成功。他每天都会在基地的健身房里呆上6个小时,在那里他遇到了特种部队士兵,他们让他不仅考虑在军队工作,而且在最负盛名的军衔中考虑职业生涯。
当时,陆军正在进行一项实验,从高中直接招募未成年人加入特种部队。由于人员流失率很高,这一计划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在1978年,泰勒是其169名新兵之一。据他说,到他们从特种部队资格认证课程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约翰·卡尔(John Carl),现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加里·戈登(Gary Gordon),1993年死于索马里被击落的黑鹰直升机;以及泰勒。
泰勒加入了欧洲第10特种部队群,在那里他接受了高空跳伞的训练,在距离地面仅2000英尺的地方自由下落了5英里,然后释放了降落伞。他曾在一个秘密小组担任拆除专家,该小组聚集在一起,在苏联入侵的情况下部署便携式核装置。1982年,他的部队是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第一个被部署到那里的部队。泰勒学习阿拉伯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结识了他的妻子。这对夫妇在马萨诸塞州定居,泰勒在那里适应了作为郊区父亲的生活。
在他以私人军事承包商的身份开店后不久,一个联邦特别工作组聘请他卧底渗透到黎巴嫩的一个犯罪团伙中。泰勒发现,这个在黎巴嫩贝卡山谷工作的组织是一个全球毒品走私行动的幕后黑手。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工作,美国当局能够扣押价值1亿美元的大麻,这些大麻装在蓝色塑料橄榄桶里运往波士顿-当时是历史上最大的毒品缉获行动。泰勒的工作报酬为33.5万美元,大部分是百元钞票。
1997年,泰勒站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顶上为港务局进行风险评估时,一名听说缉毒行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打电话说,一名美国妇女需要帮助。她的前夫绑架了他们的女儿,然后逃到黎巴嫩。联邦调查局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美国与黎巴嫩没有外交关系。泰勒找回了女孩,这项任务在20/20的一个高调位置上出现了。更多的“营救”请求接踵而至。“我会接到一个电话。嘿,我有你的电话号码,我不能告诉你在哪里,“泰勒回忆道。“五分钟前,我会接到联邦调查局的电话,说:当心。”
然后是反恐战争,事实证明这对泰勒这样的人是一种恩惠。到伊拉克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泰勒有近2000名员工,其中大多数是前特种部队或情报界成员。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度过,但每年秋天回到家乡,在马萨诸塞州格罗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劳伦斯学院(Lawrence Academy)执教足球。“我会在不是足球赛季的时候过去,回来参加足球赛季,然后再回去,”他回忆道。甚至在球场上,泰勒也招致了争议:学校因向学生运动员支付不当款项而受到制裁,剥夺了两个冠军头衔,并在三年内被禁止参加季后赛。泰勒把这归功于他的球队在球场上的压倒性优势。
在泰勒承认操纵阿富汗合同后,他建立的生活崩溃了。他被迫关闭了他的公司。来自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的转介枯竭了。泰勒接受过账面外操作的训练,现在生活在一个照本宣科的世界里。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想法,他决定推出自己的无糖维生素水品牌,作为含糖运动饮料的替代品。他将其命名为维生素1,并开始在当地杂货店出售。美国队长沦落到兜售电解质的地步。
就在那时,阿里打来了电话。泰勒没有同意戈恩的工作,因为他错过了刺激,他声称-他有足够的刺激让他活一千年。这是一种公共服务的感觉,一种受使命指引的感觉。
阿里让戈恩知道计划已经开始了。受到这一消息的鼓舞,戈恩又开始吃饭,并开始每周锻炼三次,为他作为国际逃犯的未来做准备。泰勒打电话给他的律师和其他法律专家,询问帮助日本人弃保潜逃是否违反了美国法律。他确信这不会发生,于是着手决定如何信守诺言。
泰勒从卡罗尔那里得知,戈恩不需要佩戴脚踝监视器,而且他被允许保留他的法国护照。但除了门口的监控摄像头外,戈恩还受到日产雇佣的两名便衣侦探的监控。
离开日本只有两种方式:乘飞机或乘船。通过海路逃生需要沿着日本海岸航行,穿越2600英里的开阔水域到达泰国,在那里戈恩仍然需要登上飞机才能返回黎巴嫩。这段旅程将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泰勒认为对于戈恩这样的年龄和体格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冒险的事业。离开了天空。戈恩在日本家喻户晓,他不能乘坐商业飞机,所以泰勒需要一架私人飞机。
泰勒从经验中知道,在任何救援任务中,最大的敌人是俘虏本身和他们的家人。“一旦他们知道你会帮助他们,”他说,“他们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首先,戈恩坚持要坐船去。然后他想飞离东京。然后他要求他立即离开。根据泰勒的说法,那里“持续的紧张”,需要极大的自律才能保持对他最初的愿景的承诺。
整个秋天,泰勒组建了一支才华横溢的特工团队:海事行动、机场安检、IT、警察、反监视。这就像是在拍摄一部抢劫片,每个人的技能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大多数是前特种部队成员,泰勒认识40年或更长时间的人。他们一生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运作,在这个世界里,人是联系人,群体是细胞,信息是智能。那些在军队中没有见过面的人在他们的平民生活中相遇过-在当地的简易机场跳伞,或者在高中橄榄球场兼职做教练。这些人被训练成战士,现在反恐战争表面上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战斗的了。泰勒拼凑起来的队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劳动力后备军-泰勒有能力让他们工作。
泰勒打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位中东的军官,他已经退休,从事宝石鉴定业务。他将成为泰勒的副手。泰勒还打电话给一名曾在伊拉克与他并肩作战的男子,这名男子现在提供私人保安。这名男子在亚洲人脉深厚,他收集了参与行动的每个人的档案:戈恩、他的同事、他的妻子,以及每个可能提供逃生途径的机场航站楼的经理。
然后是喷气式飞机。泰勒需要找一家不会问太多问题的包机公司。他的手下开始给世界各地的机构打电话,试试看。他们能应付需要高度谨慎的乘客吗?这笔交易可以不记入账面吗?他们称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通过测试。然后他们听说一家土耳其公司据传违反美国制裁将黄金空运出委内瑞拉。
听着,泰勒的人解释说,我们得找出一个不想被注意的贵宾。他们不想出现在舱单上。
在获得了飞行选项后,泰勒开始考虑如何才能不被发现地将一个人偷渡到国际边境。“最终,”他说,“你会找到一个盒子。”
盒子必须足够大,足以容纳戈恩,足够重,足以说明他的体重。泰勒让他的一名手下量了一下包机货舱的门。然后,他让贝鲁特的一家分期公司建造了两个带有加固角落的黑色胶合板盒子-用于储存和运输扬声器的那种。他规定箱子要比喷气式飞机上的货门窄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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